练长跑项目的，拿到了自行车；搞射击项目的，拿到了乒乓球桌……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部门，反映自己在承接行政审批权力下放的过程中，遇到了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尴尬。
“放权”与“简政”都是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重要环节，权限的下放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，而且优化了市场环境，对于政府其他领域改革都有强大的推动作用。然而，由于多种原因，权力的“错放”“空放”“乱放”现象却不同程度地存在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
一是“放权不匹配”。下放权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符，放权针对性、有效性不强。在浙江省东部一个县级市，２０１２年浙江省级部门下放的４０６项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，与当地有关的事项仅１５８项、占总事项的３８．４％，其中涉及投资项目审批的仅三分之一，同基层要求出现一定的错位。在西部某市，当地干部反映，上面下放的权力多与地方发展无关痛痒，而县里需要土地审批权、采矿权、信贷审批权，然而这几项基本不会下放到地方。
二是“放权有水分”。不少地方干部反映，无论是从国家一些部委层面还是部分省级层面，动辄上百项的权限下放中间，存在一定水分。一位干部说，一些下放权力，行业分得很细，有的甚至细到多少投资标准的项目审批权才能下放，造成有拆分权力“凑下放数量”之嫌。还有的企业说，有关采矿证审批发放的权限虽然下放到省里，但是还要到国土部摇号。更让基层担心的是，权限下放能否稳定，过去就曾出现过上级部门在权限下放一段时间后，以审核或备案为由，变相收回下放的权限。
三是“放权不完整”。义乌市就遇到后置审批事项权限下放后，前置审批部门或相关联部门没跟进下放的情况，导致办事群众省里、义乌两头跑现象。如浙江省住建厅下放的交通、输变电类工程资质审核，在市住建局受理后需递交省交通厅、省供电局等部门审核，而省交通厅、省供电局该项权限未下放；省商务厅下放对外建设项目审批后，省住建厅相应权限却没有下放。还有的地方，上级只下放受理权或初审权，终审权没下放到位；有些把决定权下放了，但留下发证环节，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、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现象，群众反而更不方便。
还有的部门在下放权力时，只放复杂的、要负重大责任的权限，而把操作简单的、权力含金量高的、体现权力特征明显的、没有特别大责任要负的权力留在手中。
出现这些怪相的表面原因是权力下放工作随意性大、标准缺失，根本原因在于部门利益的影响。
权力下放，要实事求是。在有的地方，权力下放并非是基层“点菜式”的，而是“配给制”的。有地方反映，自己拿到的数百项省级行政审批及管理事项，多是省里各厅局报的，而非基层提出的。还有的干部反映，许多权限无法下放是因为与部门法律法规有冲突，而这些法律法规背后牵扯着深层部门利益，而所谓的一些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，实际上变成了“部门法”。
权力下放必须实放、真放、完整地放，改革触碰的就是固有利益集团，不是改进，也不是改良，经历多轮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，绝不能走回头路，也绝不能讨价还价、打折扣。